AL123 人文社科文学 2022-08-06

九次危机：英国经济的近50年_AZW3_MOBI_EPUB_[英]威廉•基根

内容节选

1973年：石油危机和三天工作制如今，人们刻板地认为，记者每天的工作不是伏案疾书，就是趴在电脑前上网。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报社却鼓励则我们多出去走走，因此，与名人和精英共进午餐成为记者一项重要的工作内容。然而，因为每天都要面对经济数据，所以我开始觉得我的生活需要有一个反差。我慢慢养成了在午餐时从《金融时报》消失的习惯，开车回到不远处位于伊斯灵顿的家中匆匆吃顿午饭，然后花大约半个小时在书房里写我希望能够成为畅销书的喜剧小说。那时，英国没有交通拥堵费，在办公室附近停车又便宜又方便。午餐时间车辆稀少，十分钟之内我便可以开车到家，然后下午3点之前再回到办公室。现在看来，那时的生活是多么地轻松惬意呀！当时在《金融时报》上班的人11点才会在报社露面，而开完编辑会议之后又可溜之大吉，此外，我本人也很少会工作到晚上7点以后。我在《金融时报》工作初期，主编牛顿更看重报道的准确性而不是独家新闻。1967年，《泰晤士报》开设“商业新闻”栏目，但由于过度追求独家新闻，导致其自身信誉受损。不久之后，休·斯蒂芬森（Hugh Stephenson）担任《泰晤士报》主编，其任务就是“给它降温”，重建部门声誉。然而，报纸一旦犯错就会声名狼藉，而恢复名声需要很长时间。20世纪60年代早期《卫报》频频出现印刷错误，《私家侦探》便发明了“围报”一词（The Grauniad），戏谑讽刺《卫报》（The Guardian）经常出现的、甚至连自己报刊的名称都会搞错的拼写错误。唉，我借回家吃午餐的时间写小说的事情被发现了，主编和一位名叫乔·罗格利（Joe Rogaly）的主编助理把我叫到一旁跟我说，经济记者需要多出去走走，搞一些独家新闻。这时的主编是新任职的弗雷迪·费舍尔（Fredy Fisher），他碰巧对经济新闻兴趣浓厚，而其本人也与英国达官豪富关系密切。罗格利被指派手把手教我如何开展工作。1973年5月的一个星期五，他们安排了一次午餐，地点选在斯隆广场（Sloane Square）附近的一家装修简约的酒店，与财政部首席秘书帕特里克·詹金（Patrick Jenkin）会面。当时是初夏，正值以财政大臣安东尼·巴伯（Anthony Barber）命名的“巴伯繁荣”的高点。其实，这个“繁荣”更应被称为“希思繁荣”，因为在寡言无礼、直言不讳的希思面前，作为财政大臣的老好人巴伯显得较为弱势。威廉·阿姆斯特朗爵士在任时，首相希思更为强势。威廉·阿姆斯特朗曾是财政部级别最高的公务员，后任公务员制度的负责人（也非正式地被称为副首相）。但是，正如我们后来看到的那样，希思、威廉·阿姆斯特朗和英国政府三者之间的关系最终以悲剧结束。不过，这一切发生在八个月之后，那时已经开始施行三天工作制。我在这里提到的这段插曲发生在繁荣的顶峰时期，希思对英国经济持续改善的梦想尚未因英国政府对矿工纠纷的不当处理而破灭。 1973年5月的一个星期五，在午餐期间，詹金告诉我们，尽管人们对经济繁荣的可持续性存有疑虑——一段时间以来的目标是实现5%的实际增长，远高于经济的长期潜力——但增长政策将保持不变。在回办公室的路上，被费舍尔任命为我的导师的罗格利兴奋地宣布，“这可以成为星期一报纸上的亮点。”那时，将近一半星期一出版的报纸在星期五筹划版面，他们需要寻找新闻来填充报纸的各个板块。我抗议说，我认为政策“没有改变”不是一个故事，而他认为，考虑到对这一政策不可持续性的猜测，“不改变”就是一个故事。另外，我之所以怀有疑虑，是因为我几乎不认识詹金，不知道他可不可靠。唉，我被逼无奈要把这个故事写成头版头条新闻——惊讶，惊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