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识与秩序：中国传播思想史_AZW3_MOBI_EPUB_胡百精

内容节选

一、明理存道：辩与不辩之间 先秦大抵牵引了传统辩论思想的五条主要线索：儒家的不辩与不得不辩，道家的无辩与辩无胜，纵横家的非辩不可，墨家偏向经验主义和逻辑主义的墨辩，名家基于语言反思的纯智思辨——名辩。后二家交汇于思辨逻辑，故可归于一脉。而在诸子登台纷纭腾说、横议天下之前，《尚书》等最早一批典籍已经吐露了中国传统辩论观的初步消息。 最初的消息 作为现存最早的典籍，《尚书》中有两处出现“辩”字，均见于负面语境之下。一为“君罔以辩言乱旧政，臣罔以宠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尚书·商书·太甲下》），伊尹告诫商王太甲勿以巧辩毁乱旧政。一为“勿辩乃司民湎于酒”（《尚书·周书·酒诰》），周公警示康叔要禁绝封地官吏沉湎酒事，不可为之托辩。[1] 《国语》中“辩”字有五处，一处与“巧”字相连，“巧文辩惠则贤”。智宣子欲以瑶为后，智果劝其另立更贤明的宵，理由之一是瑶巧言善辩：“以不仁行之，其谁能待之？”（《国语·晋语九》）宣子弗听，立瑶，终致祸患。另四处辩通“辨”，分别为：“言教必及辩”（《国语·周语下》），“施辩能教”（《国语·周语下》），“辩之以名”（《国语·楚语上》），以及“审物则可以战乎？王曰：辩”（《国语·吴语》）。此四处揭示了后世儒家辩论观的奥枢：辩的目的是辨，即明理存道。理不辩不明，道不辩无存。吕祖谦谓：“辨之则吾道存，不辨则吾道丧。”（《东莱左氏博议·卷二十四·郑人获狂狡》） 《左传》中有三处提及“辩”：一处通“办”，与本章题旨无关；一处为申辩，“君必辩焉”（《左传·僖公四年》）；一处强调辩与德的关系，“辩而不德，必加于戮”（《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德为体，辩为用，体之无存，用之则害，与前引不仁巧辩之论若出一辙。《春秋》及《穀梁》《公羊》二传未见“辩”字。 当然，仅以是否出现“辩”字考察先秦典籍辩论思想未免草率。譬如，《尚书》中《尧典》《无逸》《酒诰》诸篇皆可视为王臣之间针对政治和道德问题的论辩、辩议之作。《春秋》虽未言辩，但它本身“微而显，婉而辩”（《中论·核辩第八》）。《国语》《左传》载述了大量不带“辩”字而机锋锐利的辩论故事和场景，且展现出强烈的天命和道德规训意识。举证如下： 晋侯伐郑，及郔。郑及晋平，士会入盟。 楚子伐陆浑之戎，遂至于洛，观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孙满劳楚子。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对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两，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迁于商，载祀六百。商纣暴虐，鼎迁于周。德之休明，虽小，重也。其奸回昏乱，虽大，轻也。天祚明德，有所厎止。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左传·宣公三年》） 鲁宣公三年（前606年），楚庄王率兵至洛阳，向周天子示威。周定王派王孙满安抚他。楚王询问象征天命王权的九鼎大小轻重。王孙满说，天下之依凭在德不在鼎。有德则鼎小为重，无德则鼎大为轻，鼎之轻重不能问。楚王无奈而归。《左传》中类似王孙满这样经过一番辩议，而解怨止戈、扶定倾危的故事较多。这说明在春秋时代，言辩及其所持的道德正当性和伴随的舆论威慑仍为人们所看重。鲁襄公二十五年（前548年），郑国攻克晋国盟友陈国。晋质询郑国大夫子产三项罪名：为何伐陈？为何以大犯小？为何穿着戎服？子产纵论古今、答辩如流，为此次征伐提供了天命、道德和历史依据。晋大夫赵文子认为子产的说法在道德、道理上站得住脚，便不再为难他：“其辞顺，犯顺不祥。”（《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不辩与不得不辩 今日已难考辨《尚书》《春秋》《国语》《左传》等对儒家辩论思想的影响程度，但自孔孟始，儒家辩论观绝少逸出以上经典确立的主调，即总体上不鼓励辩论，好辩常与巧言、寡德、鲜仁等负面判断关联。倘若不得不辩，则应依于仁德，奔着明理存道去。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论语·里仁》）好辩与好人是有冲突的。孟子身为战国第一等辩士，却辩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孟子·滕文公下》）何以不得不辩？孟子自认承担着不得不辩的道德责任：“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通拒）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孟子·滕文公下》）此等“正息拒放”虽不堪比大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孔子成《春秋》诸事，但亦属关乎“天下平”“百姓宁”“乱臣贼子惧”的大义。在孟子看来，公孙衍、张仪等纵横腾说之士徒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之威势，实不配称大丈夫，因其未能“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孟子·滕文公下》）。 同孟子一样，荀子也认为辩论极易沦为离道而擅作的“邪说辟言”。辟言者，谬论也。辩风之盛乃因道隐王没、君子无势、礼法既崩，“圣王没，天下乱，奸言起，君子无势以临之，无刑以禁之，故辨（通辩）说也”（《荀子·正名》）。若君子......

1. 信息
2. 前 言
3. 第一章 传播与秩序：重返基源问题
1. 一、重返传统的态度与方法
1. 现代化与告别传统
2. 同情、理解与复造传统
3. 寻找基源问题
4. 传播作为人之存在境况
2. 二、传播与秩序
1. 道德、言说与秩序
2. 历史的秩序与秩序的历史
3. 元概念与元问题
3. 三、观念世界与意义之网
1. 普照的光
2. 整全秩序
3. 重申人学意识
4. 第二章 言说、交往与存在
1. 一、言说：人之道，仁之文
1. 有德者必有言
2. 嘉言罔攸伏
3. 言行两顾
4. 修辞立其诚
5. 言以全性
2. 二、存在：君子所以动天地
1. 君子三变，其言也讱
2. 存亡之机，谈何容易
3. 圣人糟粕，理在绝言
3. 三、交约之道
1. 终身之忧
2. 面目不可掩
3. 知时体情
4. 修己安人
5. 第三章 礼治、交往规范与共同生活
1. 一、从人天沟通到人间秩序
1. 事天治心
2. 植礼入政
3. 礼之本
4. 化性起伪
2. 二、从王道思想到交往规范
1. 道德仁义，非礼不成
2. 礼仪三百，必本人情
3. 礼以正国
4. 礼即理
5. 礼下庶人
3. 三、从关系网络到意义世界
1. 关系、器物、制度与意义
2. 公私共守，惟礼是从
3. 自由于己，行礼不倦
6. 第四章 辩论、明理存道与理性精神
1. 一、明理存道：辩与不辩之间
1. 最初的消息
2. 不辩与不得不辩
3. 无辩与辩无胜
4. 非辩不可与腾说天下
2. 二、纯智思辨：在语言的道路上
1. 经验与逻辑
2. 思辨致之
3. 向名而辩
3. 三、可爱与可信的形而上学
1. 名实相离
2. 无益于治
3. 证真成理
7. 第五章 言路、协商与政治认同
1. 一、天道与言路
1. 纳言与喉舌
2. 天命谴告
2. 二、言路上的士人与苍生
1. 言路与兴亡
2. 药石之言与人间疾苦
3. 历史的面孔
3. 三、协商政治
1. 道理最大
2. 立国元气
3. 下坡路与路尽头
4. 开明专制
8. 第六章 舆论、秩序与社会整合
1. 一、民心、民意与民智
1. 民心至上、民意可惧与民智不足用
2. 疏堵二难
3. 教化与引而致之
2. 二、历史的岔口
1. 舆论与现代化
2. 舆论的暗面
3. 造健全之舆论
3. 三、舆论进化与国族进步
1. 理性养成与舆论进化
2. 再造理性
3. 再度转型
9. 第七章 共识、公共性及其价值基础
1. 一、公道凝摄：明分使群与天下归仁
1. 能群善群
2. 天生人成
3. 一天下
2. 二、公理体认：理一分殊与格物穷理
1. 天道礼法外铄
2. 天理济于公明
3. 理一分殊
3. 三、公议确证：意见之理与公定是非
1. 心所同然
2. 公定是非
3. 以礼代理
4. 公德合群
10. 主要参考文献
11. 理性、共识及其对话转向（代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