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123 人文社科会员免费专区文学 2023-10-22

中国法治指数报告.20122018年：余杭的实验_钱弘道_AZW3_MOBI_EPUB_PDF_电子书（无页码）_钱弘道

内容节选

前言法治指数13年我跟中国的一个地方有不解之缘。这个地方是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良渚古城遗址所在地，是杨乃武小白菜奇案发生地，是近代国学大师、民主革命家章太炎的故乡，也是今天的阿里巴巴总部所在地——余杭。在余杭，我主持开展了中国内地第一个法治指数——余杭法治指数的实验。我的许多学术灵感、观点和思想都源于余杭法治指数实验。从2006年到2019年，余杭法治指数实验历经13个年头。由于2019年末新冠疫情暴发，余杭法治指数测评中断。13年间，余杭区在各方面都得到了良好的发展，我的头发也白了。[1]13年来，我的学术生涯深深地打上了“法治指数”这个标记。13年，余杭法治指数催生了中国法治实践学派。13年，余杭法治指数成为中国法治发展的见证。一法治指数产生的背景法治指数产生有国际和国内两个大背景。从国际看，各种指标体系的创设在治理活动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从经济指标体系到生活质量指标体系、社会指标体系、环境质量指标体系，一直发展到法治指标体系，世界性的社会指标体系运动持续发展。从国内看，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大国法治建设无疑是人类历史波澜壮阔的重大政治实践。中国法治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极其深远。在这场实践中，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推动实施“法治浙江”战略成为余杭法治指数产生的直接起因。没有中国的法治实践背景，法治指数在中国是不可能出现的。中国法治的特色化发展是不可阻挡的。法治指数是法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我所做的工作，只是抛砖引玉，让法治指数在这场法治实践中早点问世而已。（一）余杭法治指数产生的国际背景当代国际社会，虽然法治倒退现象不断出现，各国法治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有的甚至相差很大，但总体是向前的，整个发展大趋势不可逆转。与民主、人权相比，法治显得更加吸引人，更能够化解分歧，取得共识。人们相信，法治是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是转型国家的必经途径。国际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与世界贸易组织，竭力向世界各国输出自己的法治理念和衡量标准。世界银行就推出了评估世界各国治理状况的综合指数（Worldwide Governance Index,WGI）[2]，这个治理指数测评的指标包括言论与可问责性、政治不稳与暴力、政府效能、规制负担、法治、腐败六个维度。其中，法治成为衡量各个国家的治理水平和投资环境的重要维度。到目前为止，这一世界治理指数已经形成广泛的影响力。 2005年底，世界银行公布“2000年国别财富报告”。我与时任民建中央副主席、北京市政协副主席的朱相远先生专门讨论过世界银行的法治指数。我记得当时是在朱相远家里阳台上喝茶讨论的。朱先生的寓所在高层，从阳台上看出去的视野十分开阔。我当时41岁，正是热情特别高的年龄，也是思考人生何去何从的关键阶段。2006年初，“2000年国别财富报告”出版时名为Where is the wealth of nations?（《国家财富来自何方?》）。这个报告统计分析了近120个国家的财富构成基础。报告提出，越富庶的国家，有形资产所占比率越低，无形资产所占比例越高。报告称：“此次财富估算最令人意外的，是无形资产具有很高的价值。被研究的样本中，有近85%的国家，其总财富中有50%以上来源于无形资本。”报告还发现，一个国家无形资本的大小，主要取决于法治程度与教育水平。在中低等收入国家中，其无形资本平均有36%取决于教育水平，57%取决于法治程度。报告的人均财富排名榜中，在被评估的118个国家里，我国排在第92位，倒数第27名。靠前的全是欧美国家，仅日本跻身于前10名。这些国家的法治指数与教育水平，同样也名列前茅。而排于末尾的倒数10名，多是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贫穷国家，那里缺失合理的教育体系，法治水平很差，腐败盛行。[3] 世界银行报告给我很大启发。我计划对中国法治进行量化研究，用实证方法弥补规范方法的不足，用指标来设定法治目标，用数据来评估法治发展水平并发现存在的问题，由此寻找法治发展的进路。（二）余杭法治指数产生的直接起因余杭法治指数的故事必须追溯到一件事。2006年2月8日，春节后上班第三天，春寒料峭。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杭州专题调研建设“法治浙江”工作。他先后到浙江省女子监狱、浙江省戒毒劳教所、杭州市公证处和余杭区闲林镇等处调研，期间还参观了小白菜文化园。[4] 习近平同志在余杭调研时特别强调要重视基层法治，提出基层法治的本质是中国共产党在基层的执政方式，关系到中国共产党在基层的执政基础是否牢固的问题。他说：“加强基层依法治理工作，就是要完善基层执政方式，建立和规范基层利益协调、矛盾处理、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机制。引导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依法办事，引导基层群众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自己的利益要求，从而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习近平同志要求，在建设“法治浙江”进程中，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