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政令·信息沟通:以唐宋时期为主_邓小南 主编_AZW3_MOBI_EPUB_PDF_电子书(无页码)_邓小南 主编

内容节选

政治空间与信息沟通 从朝堂至宫门 ——唐代直诉方式之变迁 松本保宣 一、序 笔者此前曾发表过《唐代宗朝臣僚上奏过程与枢密使之登场》、《关于唐代门的状况》两篇论文,(注:《唐の代宗朝における臣僚の上奏过程と枢密使の登场——唐代宫城における情报传递の一齣その1》,《立命馆东洋史学》,京都,第29卷,2006,页1—42;《唐代の门の样相——唐代宫城における情报传达の一齣その2》,《立命馆文学》,京都,第608卷,2008,页73—92。)前者内容是:(1)批评了中村裕一的至唐代后半期形成了由宰相审阅奏折的制度之说,(注:中村裕一:《唐代制敕研究》第3章第2节,东京:汲古书院,1991,页406—451。)指出在御前会议这一面奏场合并不存在宰相控制奏事的现象。(2)对构成中村说之根据的“代宗朝宰相元载之改制”提出疑义。(3)指出宦官控制了门,参与了信息传递过程。(4)进一步以代宗朝为中心,论述了宦官作为信息传递的中介形成枢密使的过程。 后者内容为:(1)继续研究代宗朝,指出为了与联合枢密使擅权用事的宰相元载对抗,代宗设立了客省,致力于收集信息。(2)并论述了掌管门的门使新开辟了一条区别于宰相下属的南衙信息传递的渠道。 通过上述两篇论文,提出了通往皇帝处的信息传递途径分为两条,分属于南衙、北司两大政治势力的看法。 本文将作为其续编,从“直诉”的角度来进一步探讨该问题。所谓“直诉”,根本上可视为对王朝政治而言的一种极端的“信息传递”方式。唐王朝也与其前的王朝同样准许向皇帝直诉。直诉的方式除迎候行幸中的皇帝,即“邀车驾”外,还包括士庶造访宫城上诉,即“诣阙”的形式。(注:刘俊文:《唐律疏议笺解》卷一一《职制律·律令式不便辄奏改行》,北京:中华书局,1996,页908—910;卷二四《斗讼律·邀车驾挝鼓诉事不实》,页1671—1674;《越诉》,页1674—1677。)因而唐代宫城构成了直诉的舞台,建起了各种为此而必需的设施。 众所周知,正如长安的太极宫、大明宫所典型地反映出的那样,唐王朝的宫城鲜明地体现了当时的统治理念。(注:池田温:《律令官制の形成》,旧版《岩波讲座世界历史(5)》,东京,1970,页306—307。妹尾达彦:《唐长安城の仪礼空间》,《东洋文化》第72卷,东京,1992,页1—35。)在由这些物质性建筑构成的空间秩序中,直接向皇帝表明意见的“直诉”是如何进行的?直诉制度发生了哪些变化?这些活动反过来又如何影响了宫城布局呢?笔者希望考察的正是物质性建筑,以及活动于其中的人们的理念、行动间的作用与反作用过程。(注:本文探讨的“直诉”,不仅包括要求审理冤屈,还包括谏言等陈述意见、密告、求官自荐等。这是由于为了达到上述目的的上书被与伸冤要求归为一类,在唐代的匦函中得到制度化,并延续到北宋。参见石田肇:《北宋の登闻鼓院と登闻检院》,《中岛敏先生古稀纪念论集》上卷,东京:汲古书院,1980,页307—325;《北宋の击鼓と投匦》,《アジア诸民族における社会と文化》,东京:国书刊行会,1984,页139—161。) 二、以往有关宫阙的研究 宫城中的直诉并非始自唐代,早在汉代就曾出现,并持续下来。(注:《汉书》卷一下《高帝纪下》中写道:“二月,至长安。萧何治未央宫。立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大仓”,在颜师古注中写道:“未央殿虽南向,而上书奏事谒见之徒皆诣北阙。公车司马亦在北焉。是则以北阙为正门”,北京:中华书局,1962,页64。)其中关于魏晋南北朝至隋唐的上诉与宫阙布局,已有众多研究。(注:渡边信一郎:《天空の玉座——中国古代帝国の朝政と仪礼》(以下简称渡边A论著),东京:柏书房,1996,页17—104;《中国古代の王权と天下秩序——日中比较史の视点から》(以下简称渡边B论著),东京:校仓书房,2003,页146—180。辻正博:《魏晋南北朝时代の听讼と录囚》,《法制史研究》卷五五,东京,2005,页1—49。内田昌功:《北周长安宫の空间构成》,《秋大史学》卷五五,秋田,2009,页52—56。)下面请允许本人冒昧地介绍一下先学诸氏的论点。 渡边信一郎考察了汉代至唐代的朝堂功能。他指出,作为议政场所的朝堂,自晋代以来一直是以官僚为主召开会议之场所,相对独立于皇帝的支配。但从北魏孝文帝时期起,皇帝开始出席在朝堂召开的会议,贵族、高级官僚开始屈从于皇帝权力。时至北周,处罚官员已在朝堂功能中出现。在其后的隋唐,因尚书省与朝堂被迁出宫城外而外朝化,两者的政治作用彻底降低,朝堂便降为处罚官员的场所。虽然这里同时也成为了接受官员与民众上表的场所,但这被认为是与对官僚的处刑相贯通的。并且他还指出,隋唐的朝堂通过受理上表、诉讼而起到了与社会相结合的作用。(注:前揭渡边A论著。) 渡边信一郎在另一篇论文中也探讨了六朝时期的阙门,将它定义为“官僚、百姓......

  1. 信息
  2. 出版弁言
  3. 未名中国史丛刊
  4. 序言
  5. 文书·政令·信息沟通:以唐宋时期为主(上)
  6. 文书种类与行政运作
  7. 唐代帖文的形态与运作唐代帖文的形态与运作
  8. 唐代“批答”述论——以地方官所获“批答”为中心
  9. 《天圣令》所见唐代过所的申请与勘验——以“副白”与“录白”为中心
  10. 唐代前半期的地方公文体制——以吐鲁番文书为中心
  11. 宋朝“敕命”的书行和书读
  12. 由书仪所见宋代的政治构造
  13. 宋代“备准”文书与信息传递——从分析朱熹《绍熙州县释奠仪图》中《文公潭州牒州学备准指挥》入手
  14. 政治空间与信息沟通
  15. 宋代皇帝与宰辅的政务信息处理过程——以章奏为例
  16. 掩映之间掩映之间——宋代尚书内省管窥
  17. 北宋末期“御笔”撰写之所——宣和殿及学士蔡攸
  18. 文书·政令·信息沟通:以唐宋时期为主(下)
  19. 选官文书与政令环节
  20. 唐代“生祠立碑”唐代“生祠立碑”——论地方信息法制化
  21. 麻制草拟与宋代宰相任免——重在文书运行环节的探讨
  22. 军政信息与搜集传递
  23. 关于宋朝地方赦书的传达——以出迎和宣读为中心
  24. 晚宋军情搜集与传递——以《可斋杂稿》所见宋、蒙广西战役为例
  25. 文书体式与外交秩序
  26. “藩服自有格式”——外交文书所见宋朝与周边诸国的双向认识
  27. 文书中所见宋朝对日本使客之接待——以成寻《参天台五台山记》为题材
  28. 由书简所见的宋代明州对日外交
  29. 编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