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123 人文社科会员免费专区文学 2024-12-07

输出与反应：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域外影响（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_马小红；史彤彪主编_AZW3_MOBI_EPUB_PDF_电子书（无页码）_马小红；史彤彪主编

内容节选

第二节亚当·斯密：用经济的眼光看待中国长期停滞的原因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是英国著名经济学家，近代经济思想史上最有代表性的思想家。与那时其他伟大思想家一样，他也是一个有着丰富的中国文化知识的人，亦对中国文化发表过许多见解，正是这些见解，确立了他的中国文化观承先启后的地位。转引自谈敏：《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渊源》，5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西方学者马弗利克认为，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1759年）一书，可能直接受到中国古代道德伦理思想的启发。其具体论据是，法国传教士杜赫德于1735年出版的《中华帝国全志》中，收录了《孟子》一书的节译本，第一次把孟子学说比较详细地介绍给广大欧洲读者，而孟子的性善说“可能促使亚当·斯密撰写《道德情操论》” 。在其不朽名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776年）中，斯密着眼整个亚洲或东方世界而间接论及中国问题者，俯拾皆是；直接论及中国经济问题的段落，竟达三十多处，包括诸如中国的财富、消费、人口、土地、所有权、农业、制造业、国内商业、对外贸易、水陆交通、工资、利润、利息、货币以及政治、法律等问题，有的分析相当精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关于中国和中国文化的论述中，人们可以强烈感觉到的一个思想，就是长期以来令世人困惑不解、感慨不已的大问题：悠久而灿烂的文明古国，何以会长期落伍，落后至此？亚当·斯密不仅早于我们近两百年提出了这一问题，而且贡献了自己独到的见解。［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6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问题是这样提出的，他写道：“中国一向是世界最富的国家，就是说，土地最肥沃，耕作最精细，人民最多而且最勤勉的国家。然而，许久以来，它似乎就停滞于静止状态了。今日旅行家关于中国耕作、勤劳及人口稠密状况报告，与500年前视察该国的马可·波罗的记述比较，似乎没有什么区别。” 斯密列举了许多事例来说明这种停滞状态，如：中国劳动工资低廉和劳动者难于赡养家属；中国技工为乞求工作而不断在街市东奔西走；广州附近数千户水上家庭争食欧来船舶投弃船外的最污秽废物；各大都市每夜总有若干婴孩被遗弃街头巷尾，或者像小狗一样投在水里……斯密不仅提出问题，而且力图解答问题。他大体从三个方面分析中国社会长期停滞的原因：停滞于农业和农业的停滞，对工业和商业的轻视，中国的法律制度已到了极限。一、停滞于农业和农业的停滞［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25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亚当·斯密认为，一个国家的产业会按照这样一个自然顺序发展：农业——工业——国外贸易。所以，“任何一种学说，如要特别鼓励特定产业，违反自然趋势，把社会上过大一部分的资本拉入这种产业，或要特别限制特定产业，违反自然趋势，强迫一部分原来要投在这种产业上的资本离去这种产业，那实际却和它所要促进的大目的背道而驰。那只能阻碍，而不能促进社会走向富强的发展；只能减少，而不能增加其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价值” 。这里所指的学说，就是重农主义的学说，而被重农学派作为范例的中国经济状况也理所当然地被亚当·斯密用来作为批评重农主义的一个典型。［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24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24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29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亚当·斯密充分估计了中国在农业方面的有利因素，他不仅看到中国较墨西哥或秘鲁等新大陆国家更为富裕，而且看到中国也有明显优于欧洲之处。这主要在于中国土地的耕种和劳动的年产物是难以匹敌的。但他同时又毫不客气地指出：中国就是一个特别注重而且只是特别重视农业的国家，“在中国，每个人都是想占有若干土地；或是拥有所有权，或是租地” 。“中国政府的政策，也就特别爱护农业。” 斯密用这一观点，解释了曾为不少西方学者、传教士、旅行家所赞赏的关于中国政府重视公路、通航水道等公共设施的建设情况，认为这也是中国政府重视农业的一个例证，因为土地税或地租几乎是中国君主收入的唯一源泉，为了使土地生产物又丰盈又有价值，“必须使国内各地方的交通既极自由，又极方便，极便宜” 。这对于并非主要依赖于土地税和地租的欧洲各国，就不那么重要了。但是，中国对农业的特别鼓励，“却归根到底实际上妨害了他们所爱护的农业”。停滞于农业的国策，带来的是农业停滞的结果。例如，中国政府和君主特别关心土地的耕作和改良，关心国内水道和陆路交通的扩展，是由于在中国实行一种可变额土地税。“中国帝王的主要收入，由帝国一切土地生产物的十分之一构成”，这种地税或地租，像欧洲的“什一税......